莫言：天达怪人

　去年深秋里，我应朋友之邀，回故乡山东高密参加天达药业公司的开业典礼。
　　天达药业公司座落在高密城南的科技园内，这里视野开阔、空气清新，白色的办公楼和生产车间在碧蓝的晴空下像画册上常见的度假别墅一样精巧雅致。办公楼与厂房四周，是鹅黄色的鲜嫩草坪，没有喧嚣，没有灰尘，没有标语，没有口号，静悄悄的，鸟儿蹲在白色的铁篱笆围墙上啄理羽毛，远处传来农夫们悠长的歌唱。很难想象这里是个生产药品的地方，这里多么像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这地方十个月前还是一片庄稼地，十个月后竟成了这样子，大家都说是奇迹。这奇迹的创造者，竟是我那位瘦如猿猴的朋友张世家。他站在天达楼前的麦克风旁，西装革履，依然弓着那永远伸不直的腰，挥舞着双臂，像即将腾飞的大鸟。来自四面八方的名流贤达和当地的领导嘴角挂着微笑看着这个用丰富多彩的形体动作渲染着他的演说气氛的天达药业的董事长，听着他的高亢锐利的、连珠炮般的话语。尽管乡音浓重，他的话让外地人听得很吃力，但他的魅力还是牢牢地抓住了听众。这样一个瘦人，这样两只精光四射的眼睛，这样憨朴的与他的精怪的外貌极不相称的微笑，这样一笑便龇出的被含氟水毁坏了的牙齿，那样的超前的、大胆得几近狂妄的思想，这样的董事长，他身后簇拥着的来自天南海北的、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三十多名硕士、学士们，为什么甘愿“臣服”我的这个土包子朋友，离开了各自并不差的单位，扔掉了铁饭碗，到这片刚刚收割了小麦的庄稼地里来创业，这是个谜，也不是谜。用张世家的话说就是：“主要是‘臭味相投’，我张世家，就是要世界为家，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世界。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四面八方来天达的人，也都是不安分的。‘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富于事业心和牺牲精神。他们要的是信任，要的是真正为他们提供一块报国的舞台。我们天达，就是这样一块舞台。天达，决不是哪一个人的天达，也不是一帮人的天达，谁有本事就是谁的，最终它是属于社会的、属于国家的、属于人类的。”
　　从开业典礼到现在，又仅仅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天达药业已派出二十一路“诸侯”，在二十一个省、三十五城市建起了天达营销部，迅速打开了产品销路，刮开了一股汹涌的天达旋风，他们的获得国家级新产品称号的“天达盖福润胶囊”进入了数千家大中医院，并给成千上万的更年期患者带来了福音。坐在张世家清风习习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数百封来信，有患者本人写的，有患者家属写的，都对‘天达盖福润胶囊’的神奇疗效高度赞扬。
　　他坐在他的高大的真皮老板椅上，挥舞着枯瘦的胳膊，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话。他的利嘴我是早就知道的。当年他在人民公社当报道员时就以损人刻薄著称。但现在这张嘴里喷出来的已不是那些令人喷饭的俏皮话，而是一套套的理论，‘张氏理论’。他说诸多乡镇企业之所以路越走越窄，主要就是在人才问题上叶公好龙，最终搞成家天下。他说这个庄、哪个关，不如一个名牌，市场经济，要看真货色，‘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等等称号不能当成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他说真正的企业家是一条饥饿的狼，眼里放射着蓝色的光，盯着瞬息万变的市场。他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他‘吃着碗里的盯着碗外的’。他说‘钱是王八蛋，没钱玩不转，但赚钱不是目的。’他说‘天达最高目标是造福人类，为国争光’……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吴下阿蒙读书长进，令鲁子敬大吃一惊。张世家广交文艺界、新闻界、法律界朋友，购书千册，刻了一方‘读书养人’的图章，见书就盖，盖罢就读，就像孙猴子闯进蟠桃会，胡吃海塞，果然把他养肥了。张口胡雪岩、闭口曾国藩，戏说罗斯福，生吞凯恩思，醉心昆德拉，熟谙福克纳……他的真正的爱好还是文学艺术，他说总有一天他要成立一个影视公司，拍出几部好电影。我说你就是一个好演员。他真的差一点就当了演员。1987年，现在正在云南拍巨片《兰陵王》的胡雪桦，那时还是个刚从军艺毕业的小青年，他跑到高密，要把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拍成电视剧，张世家当时是一家乡镇企业的政工科长，受我的委托，他负责接待胡雪桦，胡雪桦迷上了张世家，力劝他扮演剧中人物刘太阳，小胡说老张你根本不用化装，你天生是一个喜剧演员。但这个机会张世家错过了。1988年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在高密举行了“莫言创作研讨会”，张世家上去发言，我相信外地的入会者多半听不懂他的话，但所有的人都笑了。几分钟前，山东卫视台现场直播一个文艺晚会，张世家做为赞助方的代表弓着腰讲了三分钟的话，我看到现场的观众都笑了。这老兄是一个潜在的“丑星”。
　　我与张世家是喝同一条河的水长大的，他的村子离我的村子六里路。他们村的学生要到我们村读书。我们村的顽童经常发动对外村小学生的袭击，躲在树丛里，用砖头、坷垃、装满了土的葵花杆、荷叶包着的牛粪，对着他们胡乱投掷，也不管是否命中，便呼哨逃窜。张世家是否遭遇过袭击我记不清了。我们相识并成为互不服气的朋友是1973年，我们都成了青年的时候。我依靠着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叔父，他依靠着在公社卫生院当司药的父亲，我们一起进了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每天一元三角钱，交生产队一半，每月可余十几元钱，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一个数目。我叔叔是这个厂的主管会计，安排我做了司磅员，活儿轻松，是美差，令很多临时工眼红，我相信张世家心里也不会痛快，他被分配到车间，抬大篓子，是厂里最重最苦的活。棉花看起来轻飘飘的，实则很重，一篓子棉花，有二百多斤重，两个人抬起来，后边的看不见路，前边的迈不开步。从棉花垛到车间，足有半里路，两个人要抬着篓子小跑，才能供给车间里的十几台皮辊轧花机。这活儿的艰苦，没干过的很难体会。我替别人抬过一个班，下班时连腿都感觉不到了。前几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白棉花》，主人公就是两个抬大篓子的，其中的一个，很有些张世家的影子。他看了这个小说，嘻嘻地傻笑，说哪里是小说，活活是一篇报告文学嘛!张世家他们为了每天一元三角钱，抬着二百多斤重的大篓子，一边奔跑一边歌唱，人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现在回想起来，那是非人受的苦役，但张世家却不觉得。车间里有很多连眼睫毛上都沾着花绒的姑娘，真正的“毛毛眼”，张世家还爱上了其中一个，这也许是他不停脚地奔跑八小时不觉累的原因吧。那个姑娘颧骨很高，双腮红朴朴的，像永远地涂着姻脂，眼睛似乎很大，睫毛也好像很长，走起路来总是轻飘飘的，随时要升空似的。我有一天发现张世家把一个纸团塞到那姑娘手里，于是我知道他和她恋爱了。当时我心里可是酸溜溜的，并不是我爱那高颧骨的姑娘。可能是嫉妒吧，就像张世家对我当上司磅员一样。他的恋爱被厂里点了名，很狼狈。有一天他在我前边走，肯定是故意地从口袋里掉出一张纸，我捡起来一看，不是情书，而是抄录了鲁迅一段话，大概是说最大的蔑视是把眼睛翻上去，做白眼，根本不理睬。我感到很狼狈。后来，因为那姑娘是吃商品粮的，而张世家跟我一样是农业户口——这在当时是一道天堑——他的恋爱便以失败告了终。
　　后来，厂里搞“批林批孔”，我和张世家又摽上了劲。其实都是抄报纸拿到会上去念，谁能念得抑扬顿挫、慷慨激昂，谁就能得到一片掌声。我和张世家得到的掌声最多。张世家嗓门大，我的嗓门低但结尾选择的诗句好，什么‘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啦，厂里公认我跟张世家是“两大秀才”。但张世家并不服气，有一天他揭穿了我虚报学历的老底，他说：“我很佩服你，但你不是初中毕业，你小学都没毕业。”我的脸红了。
　　入厂时的张世家腰还是直的，他的腰是被大篓子压弯了吧?他与那个高颧骨姑娘恋爱时，穿了一条用尿素化肥袋子染黑后缝成的时髦裤子，还不知从那里弄了一块老掉牙的“小铁牛”怀表挂在腰带上，好神气呵！
　　往事如烟，我们坐在天达的大楼里回忆着棉花加工厂的日子，感到生活就像梦一样。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