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长逝 我心何依
——哭悼世家叔父

　　惊闻世家叔父驾鹤西去，是在凌晨时分。我当即呆住，潸然泪下。一向自认遇事镇静沉稳的我，竟慌无主张，唯默坐垂泪，不胜哀伤。本想写点追思他老的文字，前几日忙于后事，无暇顾及；送走他老后，思之忆之，音容笑貌犹在，更感念不已，陡增伤悲。几次提笔，竟无语凝噎，不知从何说起。
　　我与叔父是老乡，师徒，同事，部属，亦父亦兄，亦师亦友。他老长我一旬，属马，他54年阴历九月生，我66年阴历八月生。因两家是世交，于我又有指导提携之恩，我尊称他为叔父。
　　因了世交的关系，我与叔父交往极早。孩提时的事记不得了，印象中较深的，约莫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一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不少大事，毛泽东主席逝世，华国锋主席上台，“四人帮”被打倒。我们这些学生们根据老师的指示，都忙着写大字报，寄哀思，表决心，搞揭批。因我是班长，文章又比较凑合，毛笔字也还像样，所以我写的大字报总是贴在村口屋山墙的第一排第一个。那时叔父好像在当时的河崖公社里工作，有一天中午到俺村在俺家吃饭，喝了不少酒。席间出来上厕所，在天井中间正好碰到我刚放学回家，他左手指间夹着一支自卷的老旱烟，伸直右臂用食指指着我脑门问：“你就叫尹焕春？”我吓得赶紧答是。他还是同样姿势指着我，提高了嗓门嚷起来：“你小子不错！小东西写得不孬！将来是个写文章的材料！”因他是公社干部，又得了他的夸赞，从此我便深深地记住了“张世家”这个名字，而且从此更蒙受了他的一生教诲和引领。
　　我上联中的第一年，恰逢举办“华东六省一市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朱联正极力鼓动我参赛。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出过的最远的门就是走姥姥家，离家八里路的窝铺村。就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叔父来了，听了我的诉说，他问我：“想不想去逛逛高密城？”我说可想。他说：“那不就中啦，你就权当去城里走趟亲戚。”三天后朱老师骑自行车带我到高密参加全县初赛，虽然最终没能去参加更高层次的比赛，但也拿了一个全县小奖，在学校里着实荣耀了一番。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星期后，叔父来到我家，说是来给我道喜祝贺的。他送给我一本学写作文的书，那书名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叫《跟王老师学作文》，作者王树生，标价两毛三。那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我一直视若珍宝，从没让任何人碰过，可惜后来我在外上学时被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连同我的旧课本一同卖掉，现在想来，更是痛惜不已。
　　临近联中毕业的时候，老河崖公社分家，划出东北乡11个生产大队，新设立了大栏人民公社。我们一帮原本在东流口子联中就读的师兄弟、师姐妹们，只好奉命转学大栏联中。其时，叔父也分配到大栏工作，担任公社党委报道组通讯员。由于当时的普遍做法，他这个通讯员不仅要写新闻报道，还要写各种讲话、汇报和材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党委秘书的秘书”。离得近啦，我们的交往就更频繁啦。我时不时地拿着一些涂鸦之作向他请教，他也耐下性子不厌不烦精心指导，并自豪地向到他办公室来的人介绍说我是他的“开山弟子”。有时谈得兴起，他非留我在公社食堂吃饭，他说学校的伙食不好，要给我加加营养。忆及此情此景，我早已是泪流满面！
　　后来，我只身外出求学，当面请教的机会少了。那时的通讯不发达，我们只能依靠书信联系。来回一封信差不多要两个多星期，而且邮费较贵，于他于我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我们只好尽量减少联系，实在有事就写一摞厚厚的信纸，只要不超重就行。就这样，又断断续续地联系了几年。
　　1985年秋，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被安排到大栏乡党委办公室工作，与叔父竟然成了同事！久别重逢，又能天天聚在一块儿，那种欣喜之情，无以言表。自此，他那间办公室兼宿舍成了我们“一小撮人”的活动基地，而我也成了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跟班的”。那一段时间里，叔父积极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采写了一大批颇有力度和影响的反映“大包干”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巨大变革的优秀稿件和调查报告，像我记住的有《大栏三秀》、《老两口补照结婚像》等等。我记得最有影响的是他采写、我改抄的一篇反映一对青年农民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追求幸福生活而私奔出走的长篇通讯，不仅在《中国妇女报》一版显著位置上刊登、加了“编者按”，而且报社还专门派来记者催要后续报道。正是因为这篇报道，使得一对志同道合的农村知识青年最终喜结良缘，叔父还领我去喝过喜酒。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叔父介绍我认识了军旅作家莫言。那时候，莫言创作的《红高粱》还没拍成电影，名气还不是很大，为了静心创作，回乡期间在乡供销社院里找了一间小厢房，既无迎来送往，又无闲人叨扰，专心写作。莫言和叔父是老工友，彼此颇熟。所以时常是莫言写得累了，或是续不下去了，就踱步到叔父办公室来喝水聊天吹大牛。因为叔父的关系，所以我称莫言也作叔，我时不时地遵从叔父指令，去给莫言叔送壶茶叶送包烟，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二位叔父沿用乡委大院里人们对我的通称，也是呼我“小尹”。想想那段时光，真的是轻松又开心。
　　1986年春天，叔父应聘来到南关村，后来到兴华采暖设备厂任政工科长。受叔父举荐，我也辞职来到南关，在兴华靴鞋厂工作。叔父在南河湾一条小胡同里购置了三间小旧平房，叔父和娘娘住西间，我和叔父的儿子张鹏住东间。乍一进城，没有几个熟人，也没有多少地方去玩，下班后我们就赶紧回家，相处得其乐融融。那时候，老家来人看他，多是捎带面粉、豆油和花生米之类的东西。我们就自己和面蒸馒头，天天炒花生米吃。叔父不会做饭，我更没做过，刚开始炒花生米时，我俩炒得不是糊了就是不熟，娘娘就勒令我俩不准吃别的菜，光吃花生米。见天吃这样的花生米，滋味不好受。这就逼着我俩研究怎么才能炒好，最后还真的摸索出了一个好法子，就是到家后先拔开蜂窝煤球炉子，放上小铁锅，把豆油和花生米同时倒上，待炉子着旺了，花生米也炒好了，接着蒸馒头。这样炒出的花生米又香又脆，我们很有成就感。到如今我还清楚地记着这个场景：在大门口门楼里，我和叔父坐在小马扎上，围着煤球炉子，一边杂七杂八地说着话，一边用铲子翻动着锅里的花生米。那时候，日子虽然过得紧巴点，可精神头可好着呢。
　　后来，我到高密镇党委报道组干通讯员，就搬出了叔父家，叔父也渐渐地作到了发达集团的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常驻北京，虽然不能经常坐在一起聊了，但联系一直没断，就连我找对象结婚，他也帮着张罗，没少操心。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我，关心着我的成长，我在工作上哪怕有顶点成绩，他也显得很高兴。1992年2月份和11月份，我在《潍坊日报》上以本报通讯员的名义分别发了两个头版头条新闻。一个乡镇基层通讯员，一年中能在地市级党报上连发两个头版头条新闻，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叔父见到报纸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还专门把我叫到他们那个内部招待所，约了几个老友，一起喝了一顿酒。那天晚上，叔父很兴奋，说了好多鼓励我的话，我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后来，叔父白手起家、千辛万苦地创办起了天达药业有限公司。在他的邀请下，我于1995年3月来到公司工作，又朝夕相处在了一起，一直到去年春天才离开。
　　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离开公司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叔父竟撒手人寰，英年早逝！从此后，我失去了一位慈爱的长辈和良师益友，再也听不到他那一声声“小尹小尹”的亲切呼唤！我的心感到阵阵的悲怆和苍凉，痛彻心腑！我恨苍天，为何让一个好人走得这么早！我怨大地，他还有满怀壮志未及酬啊！
　　世家叔，如果有来生，我情愿还做您的弟子！
　　世家叔父，一路走好！

　　　　　　　　　　　　　　　　　　　　　　　尹焕春
　　　　　　　　　　　　　　　　　　　　2010年4月22日午夜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