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药

　　“文化大革命”中，我辍学在家，放牛割草之余，便到大爷爷家去玩。大爷爷是个老中医，下巴上生着一部银须，脑门秃得亮堂堂，有点像年画上的老仙翁。每逢集日，大爷爷家就热闹起来，屋子里是病人，院子里也是病人。大爷爷稳坐如钟，眯缝着眼睛，为病人把脉，我在旁边磨磨墨递递纸什么的，俨然是个小徒弟。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中竟了解和掌握了一些中医中药的知识。其实我更喜欢看大奶奶炮制中药，她是个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胖大妇人，我常常长时间地、入迷地看着她不慌不忙地折腾那些中药。洗啊，晒啊，蒸啊，炒啊，用酒喷，用蜜拌，用铁臼子捣，用药碾子辗。最难忘大奶奶坐在梧桐树下用一双小脚把药碾子蹬得辘辘转动的情景。秋风，白露，树枝上风干的蝉，篱笆墙上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院外菜园子里青翠的大白菜，诸般景物，便伴随着这记忆中的辘辘声涌现在眼前，草药的怪异的香味也就扑鼻了。
　　我知道故乡的原野上有许多可以入药的野草野菜，半夏，香附，可以当菜吃的扁蓄，可以熬粥喝的车前子，开黄花的蒲公英，能嚼出甜汁的茅草根，还有茵陈啦，薄荷啦，苍耳子啦，似乎田野里所有的草木都可以入药，只是有些叫不出名字。薄荷是清凉的，一片片地生长着，老远就能嗅到那辛辣的味道，小时在田野里牧牛时，我们常把薄荷叶揉烂贴在眼皮和太阳穴上，凉森森的，感觉难忘。前几年到云南去，发现那里的人竟把薄荷尖掐来炒吃，很是惊异，后来回故乡，在官宴上，吃到了马齿觅、青苔、蚂炸、蝎子、蟋蟀、蝈蝈、癞蛤膜腿肉、蛴螬，方知道云南吃薄荷尖不算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人的食谱大大地拓宽，这是一大功绩，这功劳应该记在那些吃厌了鸡鸭鱼肉的贵人们头上，与一般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我对中草药的功效，一直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后来因老大尿床，便去找桑树直螵蛸(螳螂的卵块)烧了吃，竟好了，也就相信了。从此后便感到古人很了不起。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能说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摸索出了用草木虫鱼治病的经验。用唯心论的观点，便请出了伟大的神农。大爷爷说神农的五脏六腑是透明的，吃下什么草去，归哪经，入哪络，治啥病，一目了然。又说神农有一条鞭子，抽打某草，某草便把自己的性味、功能乖乖地呈现出来，让神农去记录。从文学的角度，关于神农的传说更为迷人。
　　大爷爷说，现如今的草药之所以不太灵，除了没有好医生外，药的质量也是问题，一是品种不全，逼得开方医生只能就药处方，二是人工栽培，又偷工减料，不按规矩炮制。他说皇宫里的药那才叫好。说有一个告老还乡的御医，在我们村歇了一宿，得到礼遇，临别时赠送给主人家一撮红花，主人不以为然，随手扔在窗台上。有一天大风雨，红花被刮到雨水中，把满院子的雨水都染红了，那是何等的威力。又说一个小太监趁皇帝爷不在，偷了一撮茶叶(茶也是中药)，找把茶壶泡了，说：天天侍侯皇帝爷喝茶，今日咱也喝壶皇帝爷茶!喝了皇帝爷茶后，小太监的肚子像刀绞一样痛起来，眼看着就要没命了，忙请御医来。御医一看就明白了，吩咐别的太监，去肉店里割猪肉五斤，要肥的不要瘦的。割回来，剁成核桃大的块儿，让小太监吞下去。一会儿功夫，小太监肚子不痛了。御医说，你这样的地瓜面肚子，怎敢喝皇帝爷茶?皇帝爷肚子里有脂油，顶涮，你怎么行?晚一会你的肠子就被涮了。众人听到小太监肚子里呼噜噜响，方知御医言之不谬，皇帝爷的茶不是随便可以喝的。
　　我过去喜欢不分场合地卖弄那点中医中药的知识，得到几句夸奖，便洋洋得意。后来，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碰上了一个对手，便再也不敢自称‘精通医道’了。这个对手姓张名世家，人极瘦。目光炯炯，是一个中医的儿子，他的医药知识自然比我要丰富得多。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吧，我们俩成了至友，我在好几篇文章里写到过我们之间的交情。1993年，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中，我们又谈起中医中药，并且回忆起了我们各自的童年生活。在高密东北乡那片广阔的土地上，随处可见那种不畏贫瘠、叶片瑟缩、花朵金黄的苦菜。苦菜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繁殖极快，每年春夏秋，我们都去剜它，总也剜不尽，只要给它留下一点根须，它就能重新生长起来。我们是吃苦菜长大的孩子。自从我们的老乡冯德英写了那部著名的小说《苦菜花》后，这种不起眼的野菜的大名便传遍了世界。金黄色的苦菜花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朴素的、顽强的精神，这也正是胶东农民的精神。我从冯德英先生的《苦菜花》里汲取了很多精神养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苦菜花》，就没有《红高梁》。同样爱好文学的张世家就有苦菜的味道，久经挫折，但顽强拼搏的精神没有减退。他也有点红高梁的意思，纯朴正直，不乏烈火一样的激情，是个敢想敢做颇具“匪气”的汉子。那天我们回忆起了一件童年趣事：我们捉到蜥蜴或者是蛇，就将烟袋竿里粘稠的尼古丁油抹到它们嘴里，一会儿工夫，被抹了尼古丁的蜥蜴或者蛇就浑身颤抖，这时，迅速地掐断苦菜，将苦菜根上渗出的白水滴到它们嘴里，就慢慢地缓过来了。我和张世家都曾这样恶做剧过。由此我们推想，苦菜里也许含有一种能解尼古丁毒的物质，如果能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那将是烟民们的福音。中国有多少明知烟有毒，偏往嘴里抽的无可奈何的烟民啊，市场广大无边。我甚至把广告的画面都想好了：两个淘气的小男孩，往小动物嘴里抹尼古丁，把它毒得奄奄待毙，然后再用苦菜汁把它救活……几个月后，一个浓重的乡音在我电话听筒里响起:“莫言，你快来!”我赶到他下塌的饭店，只见床上摊着一部《本草纲目》和一大堆中医中药的书。他说他回到高密后捉了几十只蜥蜴进行了试验，结果与我们的童年恶做剧一样。他兴奋地把几份合同给我看。这家伙，真干起来了。他花重金委托上海的几家研究所对苦菜进行生物和化学试验，重点要试验哺乳动物。他说这事一旦成功，会给盛产苦菜的高密东北乡百姓带来福音。我兴奋得很，从心里祝福他的试验成功。
　　1994年秋天，他寄给我一份大红请帖，邀我回去参加他的天达药业有限公司的开业典礼。回去以后，我才知道，自从试验苦菜之后，他就被一种办一个最现代的制药厂、发掘祖国的医药宝库、为人类造福的强烈愿望激动着，他凭着苦菜的精神和三寸不烂之舌，跑遍了大江南北，筹措资金，招揽人才，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招来了三十多个药学院毕业的学士和硕士，在一片庄稼地里，奇迹般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制药企业，成为高密市向人炫耀的一个窗口。他暂时没制造出解烟毒的灵药(试验还在继续)，却在那一帮子敢想敢干的青年知识分子帮助下，造出了中西合璧的、专治更年期综合症的天达盖福润胶囊，此药现已进入全国数千家医院，并给千万患者送去了熨贴和滋润，我在张世家的办公桌上读了整整一个上午患者来信(当然都是感谢的)，感到世界上的事真像某个皇帝说的那样:原本是胡思乱想，谁知道弄假成真。但我还是希望张世家从苦菜里淘出黄金来，张世家也难忘苦菜，他招待我吃饭时，上了一大盘子生苦菜，还有蒜泥、黄酱和拤饼，我们模仿着那些既“英雄好汉又王八蛋”的祖先，双手拤起卷着苦菜的大饼、蘸着辣的和咸的，咔嚓咔嚓地吃，像牛像马又像草莽英雄。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6年第4期）